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》日前公布。方案提出，自2018年1月1日起，在全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。到2020年，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責任明確、途徑暢通、技術規范、保障有力、賠償到位、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。這一方案的出臺，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賠償制度改革進入一個新階段。
環境有價，損害擔責。近年來，這樣的環保理念已漸成社會共識。在操作意義上，環保生態環境污染治理卻一直面臨嚴重的“公地悲劇”。我國憲法和物權法等法律規定，**所有的財產即國有財產，由國務院代表**行使所有權。但是，當礦藏、水流、城市土地、國有森林、山地、草原、荒地、灘涂等自然資源受到損害時，現有法律制度缺乏具體索賠主體的規定。對于公共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，很多利益主體都有使用權，就是沒有明確的所有權利人。客觀存在的“所有者缺位”不僅誘發了各種對資源與環境的過度“開發”，更讓環保工作長期陷入“企業污染、群眾受害、政府買單”的治理困境。為此，我國自2015年起在山東等七個省市進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，著力以制度創新破解這一環保困局。
由先行試點到全國試行，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的重要進展。這不僅體現在制度改革的全國推開，也體現在對試點改革方案的補充完善上。比如，鑒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主要發生于市地級層面，將賠償權利人范圍從省級政府擴大到市地級政府。這一“擴容”讓索賠主體更明確更具體，便于有效分解索賠責任，提高相關賠償工作的效率。比如，規定“磋商前置”程序，并明確對經磋商達成的賠償協議，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，賦予賠償協議強制執行效力。這種設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更有彈性，也有助于減少執行成本，提升執行效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改革方案在“產權明晰”的基礎上，對生態環境損害與修復的鑒定評估給予了高度重視。這無疑是抓住了問題的一大要害。之所以要這么說，不僅是因為對生態環境損害程度、修復難度的鑒定評估，直接關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額度與力度，更因為及時、客觀、公正的環境鑒定評估，是防治地方政府部門不作為亂作為的利器。在改革方案中，地方政府部門被賦予索賠主體的地位，這是一種權利，更是一種責任。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，一些地方或部門可能會因為與生態環境損害方有這樣那樣的“聯系”而濫用自己的“自由裁量權”，從而出現一些不應有的問題———該索賠的不索賠，有索賠的，索賠不及時不充分。
也正因如此，這次出臺的改革方案在強化細化“落地”要求的同時，對保障獨立開展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，建立健全統一的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技術標準體系，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要求，并對相關職責任務進行了分解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隨著相關工作的扎實推進，隨著一套及時、客觀、公正的鑒定評估體系的確立，到2020年初步構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目標并不難達成。
